摘要：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已经建立并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
第二，无形修改是让宪法保持科学性的方式，对其予以正面承认，有助于消除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
最后，构建万船出海的信息战应对格局，促进政府部门与大众传媒、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海外部门等建立多渠道的交流机制。但也有一些新概念折射了网民的复杂心态，如躺平开摆，体现出对社会阶层固化和公平问题的担忧，传达着再努力也无用的焦虑。
扁平化、定式化的信息茧房不仅不利于网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知识获取和全面发展，导致交流空间的限缩、现实世界的疏离，而且使理性的少数派成为沉默螺旋、同质化的声音则以夸张和扭曲的形式不断重复，最终造成网络组织的圈层化，形成自组织。在剑桥分析事件中，87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被算法用以分析政治偏好和定向推送选举广告，实现舆论的大规模引导、操纵和转向。加之对于人工智能偏见歧视问题的警惕，政府针对虚假信息、深度伪造、网络犯罪等问题的技术打击手段也备受质疑。唯有从真正的技术发展规律、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的规律出发，立足中国实践，放眼全球视野，才能构建出一套扁平灵活、包容审慎、凝聚共识、格局开阔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中国方案，真正实现让技术团结人民，让技术造福人类，创造人类数字文明新形态。一味放任言论表达，非但不会促进而且会破坏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平台的天然逐利性、算法的无序化发展，使信息市场劣币驱逐良币，造成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中国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主要呈现出以下科学内涵和特点。[17] 参见钟赓言：《钟赓言行政法讲义》，王贵松、徐强、罗潇点校，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原书为1927年版），第53页。
其一是行政行为与采取行政措施。[4]1985年8月，姜明安留校任教后，将自己的行政法讲义《行政法学》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参考书目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教材、论文集和俄文、英文行政法著作外，还列有民国时期的陈体强《英国行政法论》、新中国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总则）参考资料》等。这本书最有价值的是王名扬写的‘行政行为一章，它对行政行为的定义和分类沿袭至今。这两类规范所调整的行政关系都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不过，这种双线理论的体系并未得到广泛采用。应松年口述、何海波整理：《与法同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4页。
该书的翻译出版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让中国再次接续了译介大陆法系行政法学的传统。1985年12月，应松年、朱维究编著的《行政法学总论》在工人出版社出版。新生的行政法学既与过去的行政法学之间保持了承继性，也构成当代行政法学的基础。[6] 《师说｜百位北大教授推荐影响人生的书单+治学感言1.0》，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2017年9月10日。
确认的既可以是行政法律关系，如公民身份的确认，也可以是民事法律关系，如收养关系的确认。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行政法教学研究人员，姜明安是北京大学1977级的大学生，1978年初入学。[42] 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166-175页（应松年执笔）。[43]在这里，行政许可既是解禁，也是赋权，具有复合的属性。
[6]1983年，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出版发行。改革开放之后的行政法学，采用了行政处罚的概念。
该书不认同苏联行政法将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强制搅在一起、又把行政强制同行政制裁揉成一团的做法，列举了已有的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分类法，试图从新的角度作出分类，即以执行主体为标准，将其分为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与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前者可称为行政执行，后者可称为司法执行。（四）行政强制执行早在清末，行政之执行、行政上之强制执行的概念就已传入我国。
[22]（一）行政立法行政立法一词1907年出现在熊范舆译述的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总论》中。1988年，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论》首次设行政合同与许可证制度一章，将许可证制度作为一节来探讨，不过，该书并没有使用行政许可的概念。[36]这类似于实质意义的行政。很明显，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行政行为。姜明安的这两本教材在体系和内容上的苏联行政法学痕迹逐渐淡去，受到民国时期教材的影响较为明显。1986年，姜明安在其新版教材《行政法概论》中明确提出行政活动法的概念。
这一概念与行政立法、行政司法、行政监督、行政合同等概念相对，故而也不同于广义行政行为或整个行政活动。1980年代初的校内教材基本上沿用了苏式行政法学体系。
又如任命某人为国家机关干部，是赋予该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地位的行政措施，这种措施有时须经过审批，有时不须经过审批。该书的选编目的只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学习与研究行政法学的线索。
苏联的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是有明确区分的，其统一确定行政处罚责任制裁方式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983年，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的行为和具体的行为。
《行政法概要》在行政行为章之下专设一节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该书共7章内容，分别是我国行政法的对象、我国的行政管理及其基本指导原则、我国行政机关的组织系统、我国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我国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我国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我国行政管理活动的范围。该书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列为行政管理法规，这同样是受到了苏维埃行政法的影响。1985年，姜明安的教材《行政法学》使用了行政活动与行政行为的概念。
第三是强制征收，这是行政机关对于负有金钱给付义务或物品给付义务的法定义务人在其不履行义务时采用的一种强制执行方法。其中的代表是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及《行政法资料选编》。
美国行政法的程序法、控权法色彩跃然纸上。[39] 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44页（应松年执笔）。
1982年6月，北京政法学院的《行政法概要》直接使用了行政处罚的概念，而且是将行政处罚设为一节的标题，在其之下谈及行政处罚的概念、国家保证行政法规的执行办法、处罚种类等内容。通常是通过授予证书形式赋予个人、组织某种权利能力、或确认具备某种资格。
该书在篇章设计上首次采用了双线理论，分别以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为线索架构全书，在主体、行为、程序、违法、责任等方面均为两种主体分别论述，颇具特色。对于法规上的用语，不可拘泥于文字，应当考察规定的内容以决定其性质。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新生的行政法学代表性学者先是从新中国初期的苏联行政法学、接着从民国时期的行政法学汲取了大量的给养。新生的行政法学总体上继承了民国以来的行政法学原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创新和岐见。
[45] 姜明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300-301页。其中，行政决定又称行政处理决定等等，是行政机关依法针对特定对象所作的具体的、单方面的、能直接发生行政法律关系的决定，是行政机关运用最广泛的一种执法手段。
以北京大学为例，在1982年北京大学法律学专业教学计划中，专业要求的必修课程共21门，其中行政法为3学分。[37] 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125页。
另外，与钟赓言一样，[29]《行政法概要》也谈及行政管理法规的两方面效力。在行政执法行为之下，该书分出两种行为，即行政决定和行政监督检查。
